河泊所简牍讲述西南信史（考古中国）

“益州郡滇池戹同里”简。河泊

苏东晓供图

　　2022年以来，所简述西史考位于云南滇池南岸的牍讲河泊所遗址发现5000余片有字简牍，是南信云南第一次大规模出土简牍。出土简牍、古中国封泥等遗物与遗迹，河泊证明遗址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所在。所简述西史考书写于2000多年前的牍讲文字，让汉代大一统的南信历史生动起来。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古中国汉武帝设立益州郡，河泊以滇国为中心的所简述西史考云南滇中及滇西部分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益州郡下建有24县，牍讲在目前出土的南信简牍中，已经发现了益州郡及其所辖20个县的古中国名字。滇池县作为益州郡郡治所在，在简牍中出现得最多。

　　关于县以下基层乡、里建置的资料，史书此前无任何记载。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可见“益州郡滇池戹同里”“比苏律乡橙里”“都乡同狼里”等记载，填补了史料空白，表明了中央王朝设置益州郡和建24县后随即进行了设乡和控里，让我们了解到地方行政的更多管理信息。

　　两套行政体系，“因俗而治”推行初郡政策。西汉中期以前，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滇中地区是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元封二年汉武帝在滇国设立益州郡的史实：“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019年，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后，“滇国”依然存在，除了滇王被封赐，朝廷还任命了“滇相”。2022年以来出土的简牍中，“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进一步表明了益州郡设立后，汉朝分别设置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为首的两套行政治理体系，对西南边疆进行郡县制治理的同时实行“因俗而治”“复长其民”的初郡治理机制。初郡政策给崭新的益州郡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较好地处理了滇国旧俗和郡县新制之间的矛盾。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即设立了益州郡后的第三年，汉武帝设立了十三刺史部，每州派部刺史一个，负责这一州的监察事务，益州郡归益州刺史部监察。“益州刺史”简牍的出土，实证了该历史，并表明了益州郡通过益州刺史得到了中央的有效监察。监督体制保障了中央王朝对益州郡两套行政体系权力的管理和控制。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多枚户籍简牍是西汉王朝设立益州郡之后实行编户齐名制度的具体体现。遗址出土的西汉中期户籍简牍和东汉户籍简与国内同期出土的户籍简在内容、书体方面均具有相似性，是汉朝对益州郡进行有效人口管理，维护边郡基层稳定和户籍制度一统性的重要实物。

　　遗址出土《论语·八佾》中“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两残片并能遥缀，证明《论语》已经传播到益州郡并进行流传。儒学的传播潜移默化影响当地民众的思想，益州郡县官吏教化引导一步步改变滇国民风。

　　河泊所遗址简牍的出土，发现了大量两汉时期即时记录的文字，证实了益州郡设立后，云南终于迎来了文字时代。无论是公文书中的“敢言之”“如律令”，还是私人信件中的“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行文风格和用语都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一致，表现出了突出的文化一统性。

　　在遗址出土简牍上，目前已经发现两汉时期30个纪年，上至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下至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时长跨度263年，包含了汉昭帝至汉灵帝及其间四位西汉皇帝、王莽和七位东汉皇帝的年号。如此多的两汉纪年简牍证实了自西汉中期武帝设立益州郡以来，中央王朝在此进行了长期稳定的统治。而正是在上述的制度一统、思想一统、文化一统下，实现了云南这块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